遵义市的警察来北京办案了。
（上图，我心中神圣的遵义会议旧址）
关键是，案子涉及到我这个一向循规蹈矩、办事认真的人，这辈子几乎还没有与警察打过交道。
过去，每当我听到“遵义”两字，便有一股庄严在胸中涌动。
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遵义。太向往了！
满满的民族精神，难以释怀。
遵义，这下子在我心中蒙上了阴影。
从头说起。
我虽已退休，总感觉还可以发挥余热，为社会做点什么。如今从事“赴美上市”辅导工作，协助民营企业，走向纳斯达克。
2022年12月21日，我们与遵义的“贵州务川某某某某科技有限公司”冉某董事长签订了《合作上市协议》。对于企业来说，如同遵义会议，胜利的航程已经开启，向着资本市场迈进！
企业上市，主要工作是开展股权融资，做强做大、达到标准后，可以采取SPAC模式，合并上市。
最初，合作比较愉快，双方夜以继日策划、编排、修改、完善ＢＰ（商业计划书），马不停蹄地路演，开展股权融资。
我在军队工作15年，吃苦耐劳，是我的基本功。
在此期间，冉某一直拖欠我方20万元辅导费，他时不时地说道“你们这么帮我，我有钱进账，第一时间就支付”。金额也不大，我们几乎没有催过他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我们的全力配合下，超额近３倍完成融资任务，总额可望达2000万左右。其中，ＸＸ大厦刘总投资1500万元（见，百度新闻）。
融到钱了，当然皆大欢喜。
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冉某拿到董女士的投资款300万元后，突然宣布“不上市了”，其他人的投资款都不要了，单方面撕毁了所有《投资合同》、《上市合作协议》。
2023年7月19日，冉某发来《解除协议通知》中表述，过去已经支付的40万元意向金，无需退还；其它的欠款与应付款65万元不给我们了；按照合同“五（一）”约定，应给我们上市时市值的12%股权，最少1.44亿元人民币，也不给了。
（下图，冉某的《解除协议通知》截图）
冉贤之所以突然宣布“不合作了”，是因为，我们为他所做的基础工作已经基本完成，BP也很“高大上”，他该学的，也已经学到家了。如果继续合作上市，就要按照协议继续支付我们欠款，并且还要执行协议“二（二）2”的约定，应给我们兑现上市时市值为12亿元12%的股份，也就是说，要给我们1.44亿元。于是，乘着正在办理股权变更的时候，突然撕毁了与我们的《合作上市协议》，这样，他应该给我们的65万元欠款、以及价值最少1.44亿元的股票待遇，一分也不给。
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他还恶狠狠地说：如果要钱，就法庭上见。
说翻脸就翻脸，欠钱的人，反倒那么狠。
无奈，我们将冉某的公司告到了北京市朝阳法院。总得找个说理的地方吧，否则显得太窝囊，上上下下也不好交代。
朝阳法院经过多次审核，已经立案（2023京0105民初77419号），择日开庭。
问题来了。当得知我们起诉，冉某便倒打一耙，以我们的“签约公司不存在”为由，说是“合同诈骗”，告到了遵义市务川县公安局，并已立案。
他利用公权力，不但不付我们过去的欠款，也不付此后的应付款，也不变更12%的股权，而且还要扒回去已经支付给我们的上市意向金40万元。
他明明已经发出了《解除协议通知》，在他看来，合同已经作废，现在又说我们合同诈骗，这是自相矛盾的。
遵义务川县公安局居然能够作为刑事案件立案，匪夷所思。
我们是想找个能够说理的比如法院，评评理；他可好，不但要钱，还要我们坐牢。
3月21日。突然有自称是遵义市务川的警察给我打电话，说是“涉嫌合同诈骗”，叫我到公安局配合调查。
北京地盘上的经济纠纷（冉某在北京生活、合同在北京签订、他公司也已经迁到了北京、一切业务活动在北京开展），遵义来警察了？
遵义，多么令人向往啊！
结缘，竟然是这种形式。
我吃不准对方是真警察，还是假警察。我让自称卢某警官的人加我微信，将《警官证》视频发来，遭到他的断然拒绝。我更加吃不准真假了。
事发突然。我说出差在外，很忙，回不来。我让律师主动给卢某警官打了电话，阐明道理，可以见面并提供相关材料。还是遭到卢某的拒绝，他不见律师，也不要资料。
他一直打电话叫我去做笔录。开始我认为这是冉某设的圈套，纠集社会人员吓唬我。
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
先把他们当真警察对待吧。于是提供了我们“签约公司合法存续”、朝阳区法院经反复核实，认可我们签约主体公司并已立案的资料。
按理，遵义务川办案警察看了证据，发现自己的立案可能存在错误，应该立刻报告领导，并联系冉某，如确与事实不符，就要马上启动撤案。可是，办案人员坚持所谓的“办案程序”，一意孤行，还是要求我们见面配合笔录。
卢某反反复复来电话，狂轰滥炸，一定、必须是我本人去见面。
我始终搞不明白：办案看的是证据材料，我不方便见面，先由律师带去全套材料（而且我一再说明，都是盖章签字的文件），相互沟通一下，有什么坏处呢？难道是怕我们律师提供了证据、辨明了是非，从而违背了你们预先划好的道道儿吗？——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也只能这样认为。
过了几天，卢某警官给我发来一段短信，让我提供三方面的材料，并且要我本人送达。
自此，从他们让我提供情况的内容来看，我分析出，应该是真神了。
事情要回到数月前，冉某曾经给我单位发来函件，说是我们涉嫌合同诈骗，要到北京警方报案。理由：我们与他签约的公司是“虚构”的、不存在，要求退还他们40万了事。无稽之谈，我们根本没有当回事。
现在我分析，他在北京没能报上案，于是转道到他老家遵义，向当地公安局报案了。奇怪的是，还真立案了。遵义地区确实不敢小瞧。
正是天高皇帝远。
言归正传。
合同“一（一）2”里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：New Era Fortune Holdings Limited（新纪元财富控股有限公司）是在“英属维尔京”成立的，甲方(你冉某)在上市前，也必须在“英属维尔京”成立同样的公司，再共同合并上市，双方成为“一家人”。只是我先走了一步，预先成立了这家离岸公司。这是合理、合法、合规、目前存续的公司。公司名称New Era 可以翻译成“新纪元”、“新时代”、“新世纪”，在注册文件上已经标明：“以英文为准”。在合作前，
冉某完全认可我们采用这家最贴切、最合理的公司签约，于是双方才签订了《合作上市协议》。
冉某说我们的公司不存在，那么公安局有没有让冉某提供该公司是“虚构”的证据？如果没有提供有效证据，那么，公安局是不是自己应该调查一下？找中介机构、通过外交部也可以，为什么不去核实？
这就奇了怪了，不提供有效证据，也不核实真伪，就能立案？
更不可思议的是：既然是“合同诈骗”，公安局看了合同没有？合同 “四、（二）、5”条款中约定：“乙方（我方）的职责，可由“海口美兰艾基必艾企业管理中心”“共同承担”，白纸黑字，一目了然。之所以我们在合同里主动提供海口公司“共同承担职责”，就是为了消除你冉某的顾虑，便于执行合同。
即使冉某不提供、你们公安也不愿意调查我们境外公司“新纪元”的真伪，那么，我们海口公司也是执行合同的主体，我们并没有逃避合同责任，又怎么能够说是诈骗呢？
如果你们公安的具体办案人员，没有看合同，就能定性涉嫌“合同诈骗”，太把法律当儿戏了吧？我真怀疑是喝醉了酒，拍脑门立的案。
冉某的报案还有几条次要的理由，比如他说我们单位没有做什么工作。事实是，我们为冉贤公司上市融资的辅导工作所形成的文字材料，足有数万字，作为《成功案例》，我们装订成了一本厚厚的书籍。
（上图，给冉某公司《辅导上市》的书籍）。
还有，冉某说，路演只有2次。实际情况最少是7次，我们证据里都有每次路演的时间地点、参加人员，而且，80%是我们邀请来的投资人。
你们公安局是不是也应该问一下冉某：既然是“融资上市”，融资结果怎么样？如果冉某说不理想。那么你们公安人员是不是应该花10分钟时间，在网上搜一搜，那么多的新闻，完全可以说明问题了。
（下图，百度收到的新闻：ＰＲＥ－Ａ轮，融资1500万元。其中这一笔，就超额２倍完成了融资任务）
董女士给冉某投资300万元资金，已经到位
（下图，董女士已经在工商变更为公司股东）。
不是一直强调“程序”吗？
我真不知道遵义务川警察做事应该是什么工作程序？
换一个正常办案的人，在冉某报案时，定要知会：你可要想好了，如果报假案，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，“虚假报案”涉嫌“诬告陷害罪”和“敲诈勒索罪”，如果造成严重后果，可能要判你三五年、十年八年。如果我们支持你冉某，动用公权力立错了案，我们警察也会吃不了兜着走。
如果警察严肃地提请冉某注意，他就不会造次。
从目前发生的情况看，我断定办案人员没有尽到责任，说不定还支持冉贤报案了呢。从造成的结果来看，应该是支持冉某报假案的。
以上说的是“草率立案”，再说说“无理办案”。
办案的卢某对我们积极提供证据资料很不感兴趣，我们强烈要求提供证据，他不要。倒是对我这个人，特别感兴趣，一直要求“见面笔录”。他们始终强调的是“办案程序”。既然你们猴儿急，我就建议先视频问询，我可以展示身份证。但是，他们只是要求“见面”、“见面”、“见面”！
僵持不下，他们才发来宾馆地址。我们估摸着，给他们快递了相关证据资料。
再僵持不下，他们才用短信形式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。而我在提供的第一批证据资料中，就涉及了７个方面的问题。
不管是每次通电话，还是发短信，我都明确表述：你们还需要了解什么方面的问题，我会让律师配合提供资料。
我对卢某警官打比方说：有一对夫妇，没有生孩子，当然就没有孩子的《出生证》。夫妻俩去给一个不存在的孩子办理户口，民政部门当然不能给办。我提请卢某想想：我们的公司如果不存在，朝阳法院能给我们立案吗？
可悲的是，卢某不认可我的观点，仍然要求必须当面做笔录：“这是程序”。然后就立刻挂断电话。
卢某又打电话来了，还是要我去见面。
我又给他打比方：冉某如果检举我杀死了一个人，而且你们也立案了。当你们发现这个死者安然无恙，你们是不是首先认定是报错案了？也立错案了？是不是应该办理“撤案”？是不是应该马上联系冉某，让他承担诬告责任？为什么还要坚持走原计划的杀人程序，死缠烂打，要我这个不是杀人犯的人，做笔录呢？
更加可悲的是，卢某绝对不认可我的观点，仍然强调，必须来做笔录：“这是程序”。不等我完说话，就立刻挂断了电话。
显而易见，不管是立案，还是办案，遵义务川都不符合道德的准则，连最基本的“道理”都讲不通。
任何法律都是建立在“道理”与“道德”基础上的。
道理，是法律的基石；法律，是道德的底线。
不符合道德的恶意伤人，不符合道理的胡编乱造，还要把他装扮成受害者，是很难的，即便是一个普通老农民、法盲，也能识破。目前，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情绪，很大程度上是执法人员不能把握好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办案、执法不符合最起码的道理和道德，如果当事老百姓不服，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。生活在底层的人们，虽然明白道理，但是在执法人员面前，讲不出法律的所以然，有冤无处伸，很容易造成矛盾的冲突，甚至导致极端、恶性的事件发生。
再说说卢某。随着我们提供证据的完善，他更讲不出最基本的道理了，就一再表示：你一定要来做笔录，否则我们回去没有办法向领导交代，领导是要批评我们的。甚至说，没有你的笔录，我们出差的路费要自己掏。
看来他们的心目中，只有上级、没有民众、没有“道理”可言。
领导的话就是圣旨，即使明明知道情况变化了，原来的认定错了，导致的计划也错了，那也要按照错误的既定方向走下去。如果是唯领导是从，不管对错，领导的话都是圣旨，那么我党的宗旨呢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呢？情况都在变化，我们的思维也要跟着变，我们的计划也要不断调整。
我绝不认为贫困山区的人，思想僵化；我也不认为边远省市的人，循规蹈矩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深切感受到：公权力的滥用，振振有词的“走程序”，有多么可怕！
现在的情况是，冉某是完完全全报的假案，这一点，你们遵义务川公安的相关领导从一开始就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而你们一意孤行，继续要我“到位”，接受笔录。我完全可以这样推理，你们的原计划是要把我带到遵义务川的，现在发现情况不对，搞错了，但是你们仍然坚持错误，必须带人，做成铁案。如果你们认为这是我的多虑，那么请问，你们怎么立的案？漏洞百出，能随便立案吗？如果立案阶段有瑕疵，那么你卢某警官收到了我们那么多证据资料，你没有发现问题吗？如果发现了问题，为什么不及时向领导汇报？不提出你的基本看法和提请领导调整思路？如果你是来北京调查了解取证的，是要努力搞清事实的，那么，你为什么始终对我们主动提供材料，非常反感？为什么对我律师见面，一再推脱，而是强烈要求我的到位？你满脑子都是单位领导、向领导不好交代，请问，你领导私下里交代你什么了？
我们并不认为立案、办案的具体办事人员专业能力不足、办案水平低下、工作粗制滥造，我完全有理由推测，有人从中作梗，利用公权力，为不法之徒张目，破坏经济环境，存在损害公信力、损害政府形象的渎职行为。
我在与卢某通电话、发短信的过程中，一直强调：你们要实事求是，有错必纠。卢某根本不听这些，只是反复说：没有你的笔录，回去不好交代，领导会批评的。那么我可以反过来想，如果你把我带到遵义，做成铁案，领导就会表彰你了吧？
细思极恐。
我1976年入党，也算是老党员了，情感深处一直向往着遵义。我生怕这次到了遵义务川，是去坐牢的，晚节不保。
我一向循规蹈矩，按道理，叫我，必到!
无奈，我一把年纪，见得太多、听得太多。阅历告诉我：这次不同寻常，不能顺应，不可轻举妄动。因此，我决定暂时不跟卢某他们见面为好。我必须综合考虑问题，声誉最要紧。
以时间，换空间。我静观遵义务川方面是不是能够知错就改。
等到真的撤了案，我争取尽快到遵义市去看看，也与务川办案的具体人员见见面，讨论一下，作为执法人员，如何不辱使命、公正办案，应该如何珍爱遵义这块丰碑，如何营造“风清气正”的生态环境，如何为贵州、为遵义、为务川的“美好形象”、经济发展服务。
还是用签合同时的英文名吧（ＪＥＦ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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